同心鑄“盾”

首部反映我黨保密工作歷史的文獻紀錄片《勝利之盾》近日在中央廣播電視總臺播出。該片主創人員徐海鷹、余虹接受采訪，就該片重要意義，創作背景、創作手法，以及主創人員的創作經歷和思考進行了深入的介紹。

記者：作為主創人員，請二位談談《勝利之盾》拍攝、播出的意義。

徐海鷹：《勝利之盾》這部片子的立項動議是中央保密辦、國家保密局提出的。記得是在2013年秋天，一開始，他們對片子的主題和主線就有非常明確的要求，就是要把黨的保密工作歷史，即從1921年建黨到新中國成立這28年中黨的保密工作的歷史全過程，用文獻紀錄片的形式呈現出來，讓廣大黨員干部更加感性地認識“保密就是保生存、保勝利”的深刻內涵，激勵廣大保密工作者增強光榮感、自豪感、責任感，自覺為保守黨和國家秘密做貢獻。

拍攝這部片子也是滿足當前和今后保密宣傳教育需求的一個重要舉措。正如國家保密局領導所指出的，這部片子拍好了“是有效提升全黨全社會保密意識的重要宣傳教育舉措，是對保密工作者一次最生動最直接的業務培訓”。我們感覺，這部片子今天能夠在央視成功播出，首要的一點，是對主題、主線的精準定位，達到了應有的政治和思想高度。

經過認真審查和反復修改，現在這部片子共有12集，片長600分鐘。它生動反映了保密工作與黨的事業相生相伴的歷史過程，特別是反映了在重大歷史轉折中保密工作“首戰必用、戰戰必用、全戰都用”的基本規律，反映了黨不斷完善和加強保密工作的歷史進程，反映了保密技術對抗對贏得革命戰爭勝利所做出的巨大貢獻，反映了一批共產黨員為嚴守黨的秘密不畏犧牲的感人事跡，以及一些失誤導致的深刻教訓，形象地詮釋了黨的保密工作的深刻內涵和繼承發揚黨的保密工作優良傳統的極端重要性。

記者：《勝利之盾》是首部反映保密工作歷史的文獻紀錄片，在保密宣傳教育的內容和形式上具有開拓性，同時又給人以很強的震撼力和感染力。請問主創團隊在創作上有什么樣的追求?

余 虹：《勝利之盾》是首次采用文獻紀錄片的創作手法和元素全面展示（新中國成立以前）黨的保密工作歷史。既然是首次進行形式創新和全面展示，它就具有了開拓性的意義。從一般創作規律來說，一講到工作層面的內容，又采取文獻化的展示形式，它就必然具有嚴密的邏輯性、程序性和技術性的要求，與藝術創作所強調的情感性、豐富性存在較大差異。但是，《勝利之盾》不是一部干巴巴的歷史說教性的作品，在創作上我們進行了一些大膽的嘗試。在風格上，它有很強的故事性，從始至終都在講故事，而且層層遞進，節奏感很強，視覺表現很豐富，背景音樂也很動情，從而使這部作品具有了較強的觀賞性。在內容上，這部片子既有大歷史線條的波瀾壯闊，更有對保密工作歷史的縝密編織，主創團隊尤其在“編織”上下了大功夫，既有文獻史料大尺度展示給人帶來的心靈震撼，又有直擊歷史現場給人的年代感和可信度，避免了以往文獻紀錄片給人留下的刻板印象。比較多樣的創作手法，使這部片子既翔實厚重、邏輯嚴謹，又具有一定的藝術品格和史詩性，感染力、吸引力都比較強，多次試映的效果也都不錯。當然，最后評判的發言權還是要交給觀眾，讓我們共同期待吧。

記者：以影像的形式挖掘和反映保密工作歷史，是一項艱巨的工作。而現在我們看到的《勝利之盾》是一部精良之作，請問主創團隊為此都做了哪些工作？

徐海鷹：作為主創人員，我們一開始對這個選題的認識是比較膚淺的。雖然我們之前一直在近代革命史、中共黨史的范疇里耕耘，拍過一些作品，但對保密工作這個領域完全陌生。我們拜訪了一些黨史專家，他們對此也不甚了解。這對創作來說，就好比你站在歷史長河岸邊，卻分辨不出（保密工作）這道水流在哪里，是什么顏色和溫度，因為它不在淺表。所以一開始我們沒敢答應，對能否實現創作的意圖心里是沒底的。

經過半年左右的醞釀，我們才敢上手。這半年里，我們都在“探路”，就是悶頭在大量的史料中尋找，這樣才逐步有了比較清晰的認識：黨的保密工作是與黨的歷史相生相伴的。有了這個認識，我們就捋著中共黨史的主線往下挖，隱約地看到了一塊無形的盾，逐步建構起了一個黨的保密工作歷史的基本框架，形成了12集分主題。到了2014年年中，我們對完成這個任務才心里有數，才決定開干。

記者：二位都曾擔當過《苦難輝煌》主創，《勝利之盾》與之相比有什么獨特之處？

徐海鷹：形式上，《勝利之盾》和《苦難輝煌》一樣，都屬于文獻類紀錄片，兩者區別主要是在主題內容上，《苦難輝煌》是反映大歷史觀的作品，視野上比較宏闊，思辨性比較強，它的故事選擇都是為了思辨與說理，選材和結構上都灑脫、浪漫一些，有個人化風格。而《勝利之盾》則更翔實更嚴謹，因為重大歷史事件，比如說中共“一大”，觀眾都很熟悉了，我們就把會議背后關于保密工作這一塊做細。不細你就講不明白，觀眾也看不明白；再比如“洛川會議”，大歷史觀的作品講洛川會議可能只講它承載的歷史使命、完成的歷史任務、成就的歷史地位，但《勝利之盾》就必須聚焦到它保密工作的特殊性上來，介紹當時會場的外圈是東北軍的部隊守衛，里圈是紅軍的部隊守衛，講毛澤東就住在機要室旁邊守著電臺等等，在這方面講得很細，總體上敘事性很強。

為什么選擇這個形式，也與第一次做這件事有關。如果在我們之前已經有了相對系統的保密工作歷史范本，我們可能就不采取這個形式，而是直接放大某一時期某一階段黨的保密工作來做，比如黨中央在上海地下工作這一塊，或者抗日戰爭時期南方局這一塊、毛主席重慶談判這一塊，或者保衛延安轉戰陜北背后的保密故事等。可以說，在每一個歷史階段，隨便拿出哪個保密故事，都是峰回路轉、復雜曲折、耐人尋味的，都能挖掘出寶貴的東西來，無論是學術研究還是文藝創作，都有東西可做。但正因為是第一次，我們就想，既然已經看到它的存在，何不先把它一塊塊打撈出來，先拼接出一個整體的樣貌，為黨的保密工作構建一個專業史框架，打造出一塊完整的盾牌形象，不讓它繼續碎片化存在。有了第一次墊底，以后我們再想精細地展示其中某一個部分就有依托了，這樣做對大歷史的深入研究也是有價值的，既填補了黨的保密工作歷史研究應用的空白，也開拓了黨的專業史研究的新領域，等于是為黨的保密工作積攢一個無形的精神家底。

記者：《勝利之盾》為黨的保密工作歷史“拼圖”，除了鉆研相關史料，還在拍攝過程中走訪了許多事件發生地、歷史見證者和地方黨史研究人員，大大拓展了史料的來源、數量和種類，這對優選素材一定很有幫助。

余 虹：《勝利之盾》前期拍攝歷時大約1年，攝制組分幾路跑了21個省區市，收集保密斗爭故事，主要工作方式是收集檔案史料，尋找親歷者見證人，訪問研究人員等，拍攝素材約40T，優選其中40G放到片子中，可謂“千里挑一”。

在走訪拍攝過程中，我們收獲巨大。比如在東北、內蒙古的中俄中蒙邊境就有很多發現。原來我們一直在找這部片子的開頭，踏破鐵鞋，四處尋覓，想不到在東北、內蒙古找到素材和靈感，現在全片的開頭就是從滿洲里、從中東鐵路開始，一下子把我們的困惑解決了。在走訪中，我們還有不少發現，比如有些地方史志專家長期工作在一線，他們從民間收集的材料，往往要比大專家學者來得更細致、生動。再者，很多地方檔案館的館藏史料中有很多出人意料的寶貝，這些在片子中都展示出來了，這是活生生的歷史證言。特別是國家檔案館館藏的一些珍貴文獻檔案，首次出現在這部片子中，如黨的地下斗爭中的保密工作教材、瞿秋白手書我黨第一個文件管理規定、黨的第一個保密委員會章程、中共“六大”代表名冊、長征中關于機要人員的管理規定等等，都是第一次展示。這些珍貴的文獻檔案“現身”于片中，大大提高了《勝利之盾》的權威性。

我們還通過鏡頭反映攝制人員在歷史發生地的種種親身體驗，來增加觀眾對歷史事件的了解。比如在第3集《保衛赤旗》中，當地學者帶我們披荊斬棘爬峭壁進入一個巨大的山洞，讓我們知道了紅軍在反“圍剿”中屯藏軍火物資的秘密，有很強的代入感和現場感。剛開始我們進入角色的時候，感覺保密工作很虛，是屬于通過制定規章制度和監督執行來實現的一種“意識形態”工作。搞形象藝術的人一旦捕捉不到行為，就會感到害怕，因為“虛”的東西很難表現。而我們一旦走出去，有了這些現場直接體驗，實在性、存在感就出來了。走的看的多了，我們自己還總結了一些規律性的東西，比如革命戰爭年代黨的保密工作是通過構建“四個屏障”來實現的，即“制度屏障、技術屏障、群眾屏障、自然屏障”。還有黨和人民軍隊的制勝法寶之一，就是對保密工作“首戰必用、戰戰必用、全戰都用”。這是我們自己在精神上的收獲。

記者：《勝利之盾》在拍攝過程中得到了所到之處黨政領導和省區市保密局的大力支持，在片子播出之際，最想對他們說什么？

余 虹：特別感人的是在國家保密局的動員下，攝制組所到之處，當地給予的大力支持，省區市保密部門等相關單位都參與進來，顯示出全國保密系統干部隊伍超強的行動力。特別是在2014年，那年夏季非常炎熱，攝制人員在河北、山西、陜西、廣東、福建、江西、上海、江蘇、湖北、山東、貴州、四川等地戰酷暑。在現場的每一天，當地保密局領隊干部都與我們一道出大力、流大汗。一些地方保密局的領導同志在現場幫我們扛梯子、搭架子，令我們非常感動。拍攝期間，國家保密局一直派干部隨隊保障，為攝制組打前站。國家保密局領導也幾次下到基層現場辦公，為攝制組排憂解難，給我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說《勝利之盾》也是咱們整個保密系統一個大協作的作品，一個大協作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