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莫將微信用于涉密辦公

隨著智能手機的普及和無線網絡的覆蓋，使用手機處理公務的情形越來越普遍，而作為一種即時通信軟件，微信以其功能實用、操作簡單、界面友好等特點博得了廣大用戶的青睞，逐漸成為信息化社會中處理公務的重要渠道和平臺之一。

相應地，近年來，通過微信辦公而導致的失泄密案件也逐年增加，成為微信泄密案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有必要對相關案例進行梳理和歸納，為遏制此類案件的高發、頻發態勢提供對策依據。

 

幾起典型案例

案例1：緊急傳達致泄密。2016年10月，某市市委某部門為部署相關敏感工作，印發了涉密文件，并通知該市29個鄉鎮派人簽字領取文件。某鄉政府干部洪某到市委領取文件后，認為事件緊急，又正值深夜，于當晚將該件拍照發送到鄉政府微信群。群成員楊某看到后，立即轉發到其他微信群。之后，該件被數次轉發到多個微信群和微博，造成泄密。

本案暴露出的典型問題是相關公務較為緊急，需要立即通知、部署或處理，當事人為迅速辦理有關事項，不顧相關信息涉及國家秘密，利用微信群發送涉密文件，導致泄密。保密部門組織查辦的微信辦公導致的泄密案件往往存在某種“客觀因素”：待辦公務緊急，其他通信方式不暢，無法當面交辦或報告，技術失誤乃至領導指示使用微信傳送等，實際是當事人漠視保密法律法規，對發生泄密后果心存僥幸、麻痹大意或放任自流等主觀心態以及由此決定的行為方式。

 

案例2：匯報工作致泄密。2017年10月，某單位辦公室副主任肖某，為向在外檢查工作的分管領導匯報工作，找到保密員趙某查閱文件，擅自用手機對1份機密級文件部分內容進行拍照，并用微信點對點方式發送給在外檢查工作的領導。案件發生后，有關部門撤銷肖某辦公室副主任職務，并調離辦公室崗位；給予負責管理涉密文件的趙某行政警告處分；對負有領導責任或監管責任的李某、秦某和邵某進行誡勉談話，并責令作出書面檢查。

本案基本情節是有涉密事項需要向單位領導請示、匯報，但有關領導不在單位或本地，當事人擅自使用微信點對點方式發送給上級。點對點發送涉密文件資料的擴散范圍要小于群發方式，但在違規性質上沒有根本區別。

 

案例3：領導交辦致泄密。2017年10月，某縣司法局從機要局領取4份涉密電報后，交給跟班學習的劉某。因當時為十一長假期間，單位放假，劉某便將4份文件報頭拍照后發至司法局工作微信群，并請示局長何某如何處理，何某在群里說電報內容不是很清楚，讓劉某把文件內容發到群里告知大家。隨后劉某將文件內容全文拍照后上傳至群中。案件發生后，有關部門給予何某撤銷黨內職務、行政撤職處分，按科員安排工作；給予其他責任人何某黨內嚴重警告處分，楊某行政警告處分，對劉某作出延期轉正處理。

本案是屬于領導干部要求、安排或指令當事人違規利用微信發送涉密信息的情形，反映出個別領導干部保密意識不強、保密常識匱乏，從而導致泄密。部分案件中，單位負責人明確指示下級把涉密文件發到工作微信群，安排相關工作并提出具體要求，全然不顧國家秘密的安全，給單位的保密工作造成很大負面影響。

 

 

案例4：誤點誤傳致泄密。2015年3月，某廣播電視臺所屬報社總編辦工作人員陳某在接到臺總編室的一份涉密文件后，為迅速將文件內容告知正在北京指揮“兩會”報道的報社副總編牛某，用手機將通知拍成圖片后準備通過微信發給牛某。陳某使用計算機登錄微信發送圖片，在操作時突然彈出一個微信群窗口，導致誤將圖片發到該微信群，并通過該群外泄。案件發生后，直接責任人員陳某受到辭退處理，報社總編辦主任張某受到停職檢查處理，總編室主任陳某受到停職反省處理，報社總編輯秦某受到通報批評、扣除績效處理。

案件查辦發現，一些當事人將涉密信息錯誤地傳送給親友、同事、同學等非預期接收對象，這類“誤傳”“誤點”“誤操作”的情形在保密管理上能認同為“失誤”，但即使當事人將涉密信息“正確”地傳送給接收對象，也是保密違規行為甚至構成泄密，所謂“誤傳”沒有改變違規行為的性質，只是加大了擴散范圍。同時，使用手機微信傳送涉密信息的性質是在互聯網及其他公共信息網絡中傳遞國家秘密，如果切換到微信電腦版操作，還屬于使用非涉密計算機、非涉密存儲設備存儲、處理國家秘密信息。

 

案例5：多種泄密行為并存。2017年7月，某市市委某部門工作人員宗某通過機要局將密碼電報發往12個建制縣（區），通過非密傳真將密碼電報發給4個非建制區。某區值班室工作人員楊某接到傳真后，向區黨工委委員徐某電話匯報密碼電報的有關情況，徐某要求其通知該區綜治辦主任路某和社會事業局局長張某。楊某電話通知了張某，并按其要求用手機將密碼電報拍成圖片，以彩信的形式分別發給張某、徐某和該區副主任趙某。張某將收到的彩信圖片以微信的形式發給社會事業局民政工作負責人陶某，并要求陶某“把通知發到民政微信群，并提出相關要求”。陶某遂將微信圖片發至工作微信群，其中群成員某鄉民政所所長張某又將微信圖片轉發到其他微信群，多次轉發后被境外社交網站刊登。

本案涉及多種保密違規行為。宗某使用非密傳真發送密碼電報，楊某將密碼電報拍成圖片并使用彩信發送，張某使用微信點對點方式發送涉密圖片，陶某、張某在微信群中發送涉密圖片的情節，無一不構成違規。實際案件中，各種違規行為往往相互交織、互為作用，致使涉密信息一再擴散，微信僅構成其中一環或一種媒介，這也是信息化時代泄密渠道多元化的必然結果。

 

原因分析與對策建議

從技術角度看，使用微信辦公與使用其他即時通信軟件辦公沒有本質區別。前幾年微信尚未流行，QQ等軟件大行其道時，即時通信軟件類泄密的主渠道是QQ。

其實，微信也好，QQ也罷，只是提供功能與應用，它們本身無法對涉密信息作出有效識別和區分。使用微信辦公本來也無可厚非，移動互聯網辦公作為一種技術進步和發展趨勢終不可擋，問題并不在于微信本身，微信辦公導致泄密的真正原因還是機關單位保密管理松懈，干部職工保密意識淡漠。具體來說，機關單位保密管理松懈既表現在對涉案文件或信息等泄密源頭管控不力，使得當事人違規將其導入微信等外部系統，同時也表現在對干部職工的保密法律法規、防護知識技能教育培訓不夠，致使部分當事人對使用微信辦公存在模糊認識，甚至有個別當事人認為，只要不群發，采取點對點方式發送信息基本是安全的。

針對近年來微信辦公泄密案件數量不斷攀升的態勢，機關單位有必要開展專項保密教育，讓干部職工普遍認識到微信辦公的開放性質，普及信息與網絡管理保密知識技能，并采取一些有針對性的措施：一是原則上不提倡使用微信辦公，因工作特殊、確有需要的，可以在控制范圍內組建工作群，交流內容嚴格限定為周知性的一般信息，禁止傳播一切國家秘密、工作秘密、商業秘密以及個人信息；二是禁止涉密人員使用微信辦公；三是將涉密載體流程管理與智能手機使用管理結合起來，從源頭上消除涉密文件數字化的隱患；四是把風險意識和責任意識層層傳導到每一個人，干部職工不僅要保證自己不使用微信傳密，發現此類情況還要及時報告有關部門。

 

（原載于《保密工作》2018年第5期）